消失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宝藏 | 七七事变周年祭-子客/Zihao's blog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

又逢七月七日,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探讨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文物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是近代中国所遭遇最危急的时刻,它所造成的伤害是如此巨大,直到今日我们所了解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日本侵华战争到底造成了多少文物的损失,几代学者经过漫长的努力至今只厘清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已经注定是一个迷。国民政府曾经给出一个古物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741处的初步数字[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全5(2),卷913],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不过是损失中的一小部分[②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J]. 民国档案, 2003(2):84-90.]。我在这里所介绍的仅仅是当时文物毁灭的一些情形,在一个人命如草芥,国家危亡的时代,作为文明重要载体的文物古迹也逃不开同样的命运。

掠夺文物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重要的一项工作,这可能是任何列强都没有过的。一方面是同文同种,日本人在审美上,文化上能或多或少的欣赏中国文物,一方面则是日本把这当做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当然最直接的动因是露骨的贪婪。

日本上下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华文物的掠夺,称之为全民总动员可能不为过,而文化、宗教界是其中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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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抗战的爆发,给日本学术界带来了好消息,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龙门和云冈石窟,分别获得了5600件和8000件珍贵的石刻作品,这些作品被运回日本加以研究[③《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东京大学也不甘落后,先后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安阳殷墟的再发掘,特别是组织了对山东曲阜汉代灵光殿的发掘,表达了对孔夫子的敬意,其涉及文物和民国外交部打交道到1949年,最终不了了之[④《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这类大规模发掘,基本是学者伴随军队前进,从北到南,带有强烈的寻宝气息,并和文物走私结合,所得颇丰,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玉册(1939,此件为盗掘),司马光的告身,房山石经遗刻等[⑤《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特别值得谴责的是日本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一门所出,相煎何急,却扮演了对华宗教文物掠夺极不光彩的角色。早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宗教界19世纪末就投入了对敦煌遗物的盗窃掠夺,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橘瑞超一行。随着侵华战争的脚步,更是不甘人后,其最高潮是日本人在南京修建报恩寺旧址稻荷神社时发掘出来玄奘法师舍利。为推动所谓日中友善,日本和当时的南京汪伪政权把舍利一分为二,一半送到日本珍藏。日后中国佛教界积极争取,日本在二战后又归还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余下的如今仍然留在日本。真不知道日本人供奉这些赃物时,难道能心安理得?[⑥凌远. 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J]. 炎黄春秋, 2001(11):74-77.] [⑦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24页,引述小俣行男,《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主持此事的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从中偷取了一部分,并私人保留至今,这种层层盗窃使战后文物追索更加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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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瑞超

顺便一提,三藏法师不保,孙悟空也没能逃掉,江苏连云港花果山古建筑群也被日军烧了三次,堪比西游记围剿花果山[⑧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连云港地方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文化界和宗教界对中国文物的夺取不仅仅是贪婪好奇。单纯的贪婪,比如说把江苏宝应县的射阳汉代石刻[⑨《关于追查江苏省宝应县汉射阳石门石画等被劫文物的函电》,江苏省档案馆:1006-乙-972],南京朝天宫的鸱吻[⑩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8页]带回国内作为收藏,而日本文化界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东北文物古迹的研究上,是为了制造蒙满非中国论,为满洲国和伪蒙分裂中国做理论研究[张晓舟. 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以渤海国都址东京城发掘为中心[J]. 东北史地, 2015(5):51-57.]。而日本宗教界则利用一般人对宗教人士不设防的心态,负担着中日亲善,社会改造,情报搜集等几重任务,其最高潮更厚颜无耻地配合日本的大东亚圣战论,鼓吹中国为儒教国,日本为佛教国,中国佛教衰微,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建立佛教地上天国的圣战[周春.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2, 4(2):50-53.]。

当然和文化人相比,对华文物掠夺的绝对主体是上百万横行中国的日军,他们数量众多,胃口奇大,破坏的要远比掠夺的更多

日军上层人物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普遍对中国文物比较喜爱,日军在师团一级一般都配置了文物搜索员,负责对中国文物的有机会掠夺。格外有趣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中岛今朝吾中将一面在日记里痛斥普通士兵掠夺各种财物,军纪荡然,一面在离开南京时试图把中央饭店的家具和南京所搜集的战利品打包带走,被揭露后,不得不留下家具,又在日记里抱怨,既然已经占领了国家,夺了人命,拿一点家具还有什么好说的[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岛今朝吾日记》 284-301页]。而相比军官们扭捏作态的样子,日本士兵则坦然的多,他们是对华侵略和文物掠夺的绝对主体。

战争中的日本士兵是怎么看待中国文物的,《东史郎日记》给我们提供观察一个基层士兵很好的窗口,这里摘录原文学青年东史郎经过一番苦战,已经学会了杀人放火(从偷偷放走看着可怜的老百姓(1937.11.24),到杀中国平民如吃饭般无动于衷,甚至能一边感慨一对男女殉情一边屠杀全村不忘放火取暖的程度(1937.12.4),只用了从上海到南京一个月的时间,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丧心病狂,堪称一个完美的日军心理样本),终于踩着中国人民的尸骨杀进南京后的一段:“自称对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说:‘这些珍品在我国从未见过,它的价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这番话,让我看出他已是物欲熏心,他忘掉了这是战场而在物色值钱的东西。本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热的影响下,我在无锡征收了名人字画和署名的两把扇子,还有在武进征收了挂轴。……田中垂涎三尺地看着这些陶器,置身体而不顾,贪婪地把这些东西塞进自己的背包,田中虽然年方三十七岁,但已是未老先衰的后备兵。可能是干过木匠活的缘故,他的背驼着,脸色憔悴,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他比谁都好色贪财。我们都受他古董迷的影响,把房间里的陶器洗劫一空。我拿了五件香炉之类的东西和几个碟子。带不动的大件物品统统砸烂。……天气寒冷,我们拆下豪华椅子上的包装布系在腰间,围在脖子上,这幢房子里,凡是带不走的物品无一完好,统统被我们砸得稀巴烂。”[【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42,152-154,175-176页]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一个侵略军士兵的绝佳写照,在东史郎眼里,其实这些他不理解的古物和一只鸡也差不多,但也人云亦云的能拿就拿。当然如果嫌弃麻烦,他也会随手毁掉这些无价的文物,实际上就和烧掉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样,凡是拿不动的他们都带着极大的恶意毁灭掉了。对这些已经完全失去道德束缚的日军来说,为一张字画可以杀一家十几口,而晚上就可能顺手把它连同房子点着了取暖。经过长期的杀戮后,这种无意识的恶意,已经是一种本能的发泄。人命尚且如草芥,何况是文物。

东史郎不是个体,上百万侵华日军就是上百万个东史郎。长期的战争已经完全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他们横行中国的国土长达十四年,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和古物相比,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同样悲惨。河南鹿邑县有个标志性的古建筑老君台,据说是老子升仙处。外来游客每到这里,当地人都会津津热道日本人当年往老君台打了十三发迫击炮弹,没有一发爆发,吓得日军磕头谢罪[鹿邑县地方编委会:《鹿邑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35页。按方志记载,老君台实被击伤,后人不过是故神其事而已]。当然,他们不会提其实日军攻入城后,还是顺手放火烧了台下的文昌阁等明清建筑群,大火数日不灭。老君台的遭遇除去那点装饰过的神话色彩,其实是侵华战争中大量古迹的普遍情形。各地标志性的古建筑在当时往往是日军的重要参照物,以至于损失格外惨重。很多人喜欢谈子虚乌有的梁思成保护京都,然而日军侵华时对中华古迹,特别是古建筑可从没有手下留情过。

出于战争目的的破坏其范围甚至远远大于日军的占领范围。日本海陆军航空兵把轰炸作为一种有效的恐怖震慑手段,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了无差别式的轰炸,由此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的。日军兵火所及的各省份,日军走到那里,就破坏到那里。七七事变中首当其中,全国最小城池的宛平城,城内几十处明清古庙被炸为白地,南京古城墙,夫子庙,朝天宫自然不能幸免,作为抗日敌后斗争核心的山西,伏头山为佛教圣地,兵家必争之地,宋元间僧兵名满天下,介山则以介子推闻名天下,寒食就起源于此,两地庞大的古建筑群均都毁于日军报复性大扫荡[《沁县文史资料》,转引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即使远在大后方的云南保山,元代法明寺也毁于日军轰炸[云南省保山市志编委会:《保山市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551页]。可以说在日军的蹂躏下,中国没有一处净土。

如果说战斗时,因为考虑到房屋建筑可以作为遮蔽物,哪怕是单纯的出于清扫视界的需要进行破坏都可以理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日军的破坏有时候是毫无意义的,常常在占领之后。典型如镇江焦山,寺院道观密布,与金山,北固山并立江中,古人金焦并称为江南名胜。1938年12月8日,日军炮击并轰炸焦山,12日占领。而次日日军离开时,居然在这座布满文物古建的名胜大规模纵火[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引自《镇江市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764页]。这种大火与其说报复,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性的举动,几乎日军每占领一处,就难以抑制的要放火焚烧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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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阁、观澜阁、文昌阁、汲江楼、东升楼、御碑亭、槐影书屋、黄叶楼、乾隆行宫、浮玉斋、 枇杷园、蝴蝶厅等古建筑,古人又称焦山十六景

纵火是日军最常见的行为之一,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王爱召,号称东藏,这是是内蒙古传统的汉藏佛教信仰中心,并供奉祖灵,藏有大量金银制品和珍贵文物。日军攻占后进行了三天的大规模劫掠,满载而归,为了掩盖罪行,离开时便付之一炬[孟国祥:《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追索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人人都知道的道教名山茅山,抗战时期,茅山道观的道长们也积极投身抗战队伍,直接的后果是1938年起,日军先后四次火烧茅山,将满山历朝宫观烧为白地,这是出于惩戒的目的[袁志鸿.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J]. 中国道教, 1995(3):19-22.]。而更多时候,日军完全是随意性的纵火,比如丹徒的唐代古刹楞严寺,因为日军在庙中抓捕避难妇女不得,心情烦闷,无处发泄,便一把火付之一炬[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30页]。而之前所说焦山名胜之一碧山庵则是因为日军夜间烧窗户取暖,天明时懒得熄火,就顺便一烧了之,完全如儿戏一般。这实际上直接体现了日军的军纪败坏。

除了直接的掠夺焚毁外,日军也需要为另一些中国文物的损失负责。大家可能都知道毛公鼎的故事,叶恭绰以假乱真在日军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毛公鼎。抗战胜利日,江苏省还特别行文国民政府,为昆山图书馆馆长王沂冲等人一门上下竭忠尽力,抵抗日伪威胁利诱,死而后已,最终保护了顾炎武天下郡县利病书手稿这一昆山人民的无价之宝的事迹请求表彰[教育部函转“江苏省政府呈请褒扬昆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沂冲等案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1628]。然而,这样毕竟是少数,为躲避战火,而损毁的文物瑰宝则难以计算。如苏州顾氏过云楼,六世收藏,名满海内,1937年为躲避战火,将大量文物埋在花园地窖中,青铜器则沉入水井。等日军退走后,顾家再来发掘,青铜器已经全部丢失,字画被割走,只留下卷轴,而地窖中的铁箱全部被潮气浸润,无不霉变,书画损失惨重[沈慧瑛. 过云楼旧闻新韵——访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顾笃璜[J]. 档案与建设, 2007(8):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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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

如果说和顾家相比,太原公署遗留的明清档案遭遇更为令人唏嘘,1937年底,日军进攻前夕,省政府将历代档案五十余卡车秘密收藏在东山一土窑内,太原陷落后,除两车转运临汾外,其余全部被焚毁,烧了整整一个星期,而运出的档案,日后也再无下落。[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由于古物太多,日本军队见识水平有限,许多文物的下场可以说是极为让人唏嘘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曾经收集了山东日照的一批新时期时代古瓷及石器标本,这批文物最后被人发现成了路基。清代江南公署历代档案,被装作六十大筐,全部送去做了废纸。[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形,日军也需要为中国文物和古建筑的毁灭负责的。一种是日军进行了长期占领,由于中国古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在无人管护,日军任意破坏,甚至直接拆毁挪用建材的情况下所造成毁损的。典型如我们所熟知的寒山寺,由于被日军占领用作据点的参考,僧人逃散,最终寺前“枫桥夜泊”的枫江楼化为一堆瓦砾[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 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7页]。而我们之前提到的茅山道观群中,位于大茅山之巅的九霄宫,汉末即为道教名胜。由于位于全山制高点,在日军大扫荡中幸存被日军作为监视据点,1944年,爱国道众在新四军的配合下,利用日军换防之际,忍痛纵火焚烧,其责任无疑也是在日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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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入到1942年,日本的情形开始逐渐恶化,更多中国文物的命运因之改变。从1942年开始,日本开始在所有占领区发动献金运动,收集金属,历朝铜器,铁器,甚至连居民家里的铜火锅都难逃厄运。典型比如河南博物馆,先后经历了三支日本驻军,每次都要进行奉献,累积献出45尊铁炮,铜钟,铜鼎等物,最后搜罗殆尽,送出去几十箱铜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律宗第一山的镇江句容宝华山,隆昌寺明代万历铜殿“铜皆无存”[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29页]南开大学重达6.5吨的古钟也未能幸免,同样送去化了铜水[南开大学校史网(http://news.nankai.edu.cn/):南开大学·校钟.]。(按,南开大钟熔毁说仅为流传之一,此钟为德国送清政府国礼,也有传说其被劫往日本) 

到了战争末期,日军对占领区的搜刮可以说不遗余力,青岛一地一次就献铜20万公斤,并专门出台了《古物商及铜商被登记管理铜类之处理办法》直接针对文物动手[赵秀宁.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资源的另类掠夺——青岛特别市“献铜运动”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1):101-115]。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最终连北平故宫博物院都不能幸免,在日军的累次献金运动中,虽然故宫职工拼死保护,依旧被征集走了历代铜缸66口,铜炮4门,铜灯91件,铁炮1369尊,累积300吨金属。[《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黄金.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5):33-48.]

这里顺便谈一下故宫文物的情况。因为之前网上有人谈到日军在侵华期间对故宫基本没有造成大的损害,认为我们隐瞒了真相。如果不考虑日军勒令献铜之类的行为,在留守职工和一部分尚有良心的伪政权工作人员的保护下,日军也确实对故宫没有造成大的损害,但这并不代表日军没有对故宫文物下手和造成大的损毁。

侵华战争期间故宫文物的劫难两次,一次的主谋是清末帝溥仪。在日本人的蛊惑下,溥仪利用离宫的机会携带了大量的文物出逃。这批文物大约有七十箱,是故宫历代文物的精华部分,由日本人吉冈安直负责保管。抗战胜利前夕,其中大部分又和溥仪的其他财产约七十车试图出逃日本,大部分流散民间,其中一些建国后陆续追回,还有许多珍贵文物从此不知所踪。[王文锋:《末代皇帝溥仪与国宝》,群众出版社2015年]

另一次劫难就是故宫文物南迁,为了保护国宝,国民政府决定把当时故宫留存的古物连同其它机构古物,共计19557箱转运后方。这恐怕才是故宫文物没有遭到日本人劫掠的最大原因,毕竟大部分已经外运,余下大多不便携带。虽然在转运过程中,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工作人员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由于战火和客观条件,仍然遭遇了不少损失。如其中北路文物在宝鸡转运时因撞车出现震损,在汉中时又因卫士手榴弹走火,炸毁文物数箱(亦有文献指出仅炸毁清代花瓶等数件)。大批文物好不容易转运到乐山,又一度面临南方气候和库房简陋难以避免的白蚁和渗水[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魏奕雄.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始末[J]. 新西部(上), 2015(2):62-66.][许凯, 左远波. 故宫国宝万里大迁徙[J].地图, 2006(1):34-41.]。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文物回迁过程中,由于各种事故,又受损了120箱文物。[曾涛:《国宝大迁徙》,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关于故宫南迁文物,今天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抗战中的南迁文物近乎一件未损,然而这必然是不现实的。将数以万计的文物,在战火中艰难转运,反复迁移,还要克服保存条件的严重不足,无论参与者如何努力,必然会有所损失,但这无损于这些文物守护者的伟大努力。)

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空前浩劫,在这样的浩劫中,人命尚且不值一提,而负载文明的文物一样玉石俱焚。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知道究竟有多少文物毁损于这场战争,但我们确实能从中看到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像日军这样一支军队,虽然有狂热的军国主义精神和比较先进的武器,但随着战争的发展,组织纪律性趋于溃散。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是存有灭亡,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野心的。日本侵略者有时也会惺惺作态,比如扶植汪伪,搞所谓中日亲善。但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越来越深陷泥潭,这样的伪装就维持不下去了。残暴的侵华日军士兵就是它形象最好的代言人,在赤裸裸的刺刀和掠夺面前,任何所谓亲善的谎言都是不攻自破的。而日本之不能征服中国,从它的贪婪又能看出,一面是随战争越来越困窘的局面,这迫使它更加变本加厉的去掠夺,另一面这样的掠夺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最终使日本加速走上失败的道路。

小注:行文到这里,我想有必要谈几个问题。我一直在说抗战的文物损失难以估算,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军除了大量有组织的掠夺毁灭行径,其基层士兵更制造了难以统计的暴行。大量民间文物的损失处于一种玉石俱焚的状态,在大规模杀戮下,尤其是三光政策的实行,已经没人还能知道这些文物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社会管理还极为粗放。从根本上说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的控制能力极低,不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战前不知中国有多少文物,战中也无力管理保护,战后统计也极为粗陋。1946年,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统计申报,申报表格又极不合理,仅仅要求附带照片和流传有序一项,恐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不现实,以至于许多地方根本无从统计。今天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损失数据多为民国统治的核心区江浙,而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几乎没有收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开,基于有限的档案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全貌。另外需要指出,日本在战后并不配合中国对文物的追讨,有计划的销毁各类档案,对赃物百般隐藏,密不示人。即使有明确去向的文物也往往能拖则拖,如前面提到的射阳汉石画像,一直拖延到1949年,利用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最终不了了之。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日军固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残暴恰恰说明军纪的涣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实际上是在打一场极为窘迫的战争,其人员、物资随着战争的发展都在衰落,以至于不得不依赖以战养战的不归路。但从另一面说,面对日军,国民政府作为当时抗战的主要组织者,其有限的管理能力,可以说是对日寇的危害起了极大的放大作用。在许多时候,甚至弄巧成拙,不但无益于抗战,反而成为阻碍。典型如长沙文夕大火,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日军的杀戮破坏。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无能的国民政府,也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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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延续仇恨,但要牢记历史。无论如何,只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有能力守护它的国民与文化,才能谈得上文化的传承。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怀璧其罪,是不能默默无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全5(2),卷913 

[2]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J].民国档案, 2003(2):84-90.

[3]《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4]《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5]《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6]凌远. 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J].炎黄春秋, 2001(11):74-77.

[7]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24页,引述小俣行男,《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主持此事的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从中偷取了一部分,并私人保留至今,这种层层盗窃使战后文物追索更加无所适从

[8]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连云港地方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9]《关于追查江苏省宝应县汉射阳石门石画等被劫文物的函电》,江苏省档案馆:1006-乙-972

[10]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11]张晓舟. 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以渤海国都址东京城发掘为中心[J]. 东北史地, 2015(5):51-57.

[12]周春.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2, 4(2):50-53.

[13]张文宪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岛今朝吾日记》284-301页

[14]【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42,152-154,175-176页

[15]鹿邑县地方编委会:《鹿邑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35页。按方志记载,老君台实被击伤,后人不过是故神其事而已。

[16]《沁县文史资料》,转引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

[17]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18]云南省保山市志编委会:《保山市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551页

[19]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引自《镇江市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764页

[20]孟国祥:《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追索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21]袁志鸿.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J].中国道教, 1995(3):19-22.

[22]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30页

[23]教育部函转“江苏省政府呈请褒扬昆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沂冲等案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1628

[24]沈慧瑛. 过云楼旧闻新韵——访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顾笃璜[J]. 档案与建设, 2007(8):39-42.

[25]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6]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27]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29]镇江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629页

[30]南开大学校史网(http://news.nankai.edu.cn/):南开大学·校钟.

[31]赵秀宁.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资源的另类掠夺——青岛特别市“献铜运动”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1):101-115

[32]《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33]黄金.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5):33-48.

[34]王文锋:《末代皇帝溥仪与国宝》,群众出版社2015年

[35]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36]魏奕雄.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始末[J].新西部(上), 2015(2):62-66.

[37]许凯, 左远波. 故宫国宝万里大迁徙[J].地图,2006(1):34-41.

[38]曾涛:《国宝大迁徙》,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